宝室寺铜钟,铸造于唐贞观三年,已有1350余年历史,是中国存世最早的唐钟。原在鄜州城北关,明末洛水毁。清代置于保大楼。1976年因保大楼拆除,搬迁存县文化馆内之简易钟亭内。1998年农历二月二十二日迁至鄜县北太和山道观钟楼。1956年8月6日列为陕西省名胜古迹第一批重点保护单位。
段俨的祖父是隋朝兵部尚书、北平襄公段文振。父亲是唐朝工部尚书纪国公段纶。母亲是唐高祖李渊第四女高密公主、唐太宗李世民之姊。段俨的妻子是独孤氏。独孤氏死后,纪公世子段俨于贞观十五年娶巢刺王李元吉之女文安县主李氏。姐妹段蕑璧,字昙娘,封邳国夫人,嫁长孙顺德之子。
长安闸位于浙江省海宁市长安镇,是大运河、江南运河规模最大的运河设施之一,作为古代连接长安和上塘河的重要枢纽和管理机构,也是宋时三大闸堰现今仍存有遗构的仅存实例,其中所用运河闸澳制为运河上首创。史料记载,长安镇地势西南高东北低,上塘河水极易流失,唐朝贞观年间,政府修筑义亭埭,蓄水防涝,兼以过船。北宋建隆年间,长安又设堰闸指挥,负责堰坝、闸门的管理和启闭。著名诗人范成大曾以“嵩尾乱若雨,樯竿束如堆”的诗句描绘了南宋时长安闸船只频繁过往的盛况,陆游的《入蜀记》中也有关于长安闸的记载。元军进驻临平后在长安镇设置税科务,并置驿站,随后大运河改道,三闸告废。元朝至正年间,知县张光祖将长安闸修成“旱则闭,水则开”的泄水闸。明崇祯时撤坝官,拔船过坝开始由堰坝边的脚夫经营,一直沿袭到新中国建立。随着水运的退化,长安闸坝的航运作用逐渐失去。
安西大都护府和安西都护府是唐朝管理碛西的一个军政机构的不同时期的名称,其统辖安西四镇,最大管辖范围曾一度完全包括天山南北,并至葱岭以西连至波斯,在武周时代北庭都护府分立之后,安西都护府分管天山以南的西域地区。自唐太宗贞观十四年起,到唐德宗贞元六年止,共存在约150年。 安史之乱前,安西都护府和大都护府三易其名,其中640-658年、667-685年、689-691年为都护府,共约38年;658-667年、686-689年、693-752年为大都护府,共约71年。安史之乱后,765-778年为都护府,781年后又名为大都护府,790年开始被吐蕃攻占,至808年完全消失。
十八家晋史是唐代官修《晋书》之前流行的十八种晋代断代史书的总称。包括九家晋书与九家晋纪。除此之外,两晋南北朝的三百余年间,还出现了不少记载晋代及十六国历史的杂史、霸史、杂传、起居注。唐贞观年间房玄龄监修的《晋书》行世后,诸家晋史逐渐亡佚,至南宋失传。明代清代时人从刘孝标注《世说新语》、裴松之注《三国志》、李善注《文选》以及《太平御览》等书中辑录了十八家晋史的残篇和片断。现存篇幅比较多的是臧荣绪《晋书》和王隐《晋书》。较少的如陆机《晋纪》,仅存三条。
帝心杜顺。法号法顺,俗姓杜,人称杜顺,雍州万年县杜陵人,唐朝高僧,华严宗初祖。唐太宗赐号帝心,常被尊称为帝心尊者,故称帝心杜顺。晚年隐栖终南山东骊山,贞观十四年示寂于南郊义善寺,享年八十有四。葬于樊川北原,塔于长安华严寺。
龙薛婆阿那支,龙姓,644年—648年的西域焉耆国王,龙突骑支、龙栗婆准的堂兄。贞观十八年,唐太宗派安西大都护府郭孝恪攻打倒向西突厥的焉耆。俘获焉耆国王龙突骑支,拥立他兄弟龙栗婆准为王。郭孝恪派龙栗婆准在焉耆负责事务,率军撤退。三天后,西突厥将军阿史那屈利的救援部队抵达,但郭孝恪已经撤出,因此屈利抓住龙栗婆准后追赶郭孝恪,被郭孝恪反击。另一个西突厥将军阿史那处那,由他的属下吐屯代替焉耆国王管理焉耆,向唐进贡。但是当他的使者来到长安,唐太宗斥责使者说:“我攻打焉耆,你是谁,怎敢占据?”西突厥恐惧,放弃了焉耆。
《隋书》,唐朝魏徵等撰。杨坚时,王劭已撰成《隋书》八十卷。唐高祖武德四年,令狐德棻首先提出修北齐、南梁、陈朝、北周、隋朝等五朝史的建议,隔年,唐朝廷命史臣编修,数年仍未成书。李世民贞观三年命房玄龄监修隋史,另纪传部分监修的还有颜师古、孔颖达、许敬宗等。贞观十年成书。帝纪五卷、列传五十卷,志三十卷,多人共同编撰,分为两阶段成书,从草创到全部修完共历时35年。记载隋文帝开皇元年至隋恭帝义宁二年共38年历史。
龙先那准,《新唐书》作婆伽利,龙姓,贞观二十二年唐朝拥立的西域焉耆国王,龙突骑支、龙栗婆准的弟弟。648年,唐太宗派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郭孝恪率军攻焉耆。西突厥拥立的焉耆国王龙薛婆阿那支放弃焉耆,逃到龟兹东部,阿史那社尔擒杀之。社尔拥立龙薛婆阿那支的堂弟龙先那准为焉耆国王,以其地为焉耆都督府。永徽二年,龙先那准去世,唐高宗放回早年被俘虏的龙突骑支,让他重新当焉耆国王,拜为左卫大将军。
《大唐开元礼》原名《开元礼》,为正式颁行于唐代开元二十年的官修礼制专著,署名为唐玄宗时期宰相萧嵩奉敕修撰,实际参与编纂工作的则包括张说、萧嵩、王仲邱、徐坚、李锐、施敬本、贾登、张煊、陆善经和洪孝昌等人。该书编纂的主要基础为唐太宗贞观年间和唐高宗显庆年间的礼书,通过折衷异同编次而成,为唐代礼制的集大成者。对于该书的性质历代有多种看法,有经部礼类仪注及史部仪注、职官及政书等数种不同的划分,表现出仪注与礼学的密切关系,当代观点则认为该书叙述五礼的规范和一般性原则,属于礼制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