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字经 - The mini wiki

教养方式是一项心理学概念，代表着父母在育儿过程中所使用的基本策略。中文语境中有许多论及教养影响的说法，如“棒下出孝子”、“慈母多败儿”以及“孟母三迁”的故事等等；此外，传统的幼学启蒙教材《三字经》中也有“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的说法；而北齐颜之推的《颜氏家训》中，亦有论及教养的内容。

六谷是中国古代的六种主要谷物，最早见于《周礼》“膳夫”。《吕氏春秋》“审时篇”记载了禾、黍、稻、麻、菽、麦六种谷物。《三字经》中，将稻、粱、大豆、小麦、黍、稷并成为六谷，其中，小麦并非中国原生作物，粱和稷一般认为是指不同品种的小米。

邓文原章草《急就章》卷，纸本，高23.3公分，宽368.7公分，书末钤有“邓文原印”、“巴西邓氏善之”、“素履斋”三枚邓文原的用印，现由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急就章》原名《急就篇》，原作是汉元帝时期的黄门令史游以章草书写成，是作为当时童蒙读写识字的文化教材，因为篇首有“急就”二字，所以惯称《急就篇》，从汉代传习到唐宋年间，宋代以后逐渐被《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经文本取代。史游写的章草《急就章》对后世书法演变和发展起到很大的影向力，尤其直接对草书起了催化演变的作用，历朝历代有许多著名书法家都临习过《急就章》，如：东晋的王羲之、卫夫人、索靖，三国的钟繇、张芝、皇象，唐代的陆柬之，宋代的黄庭坚，元朝的邓文原、赵孟𫖯、饶介和明朝的宋克，清代的沈曾植、王蘧常等书法大家。

台湾文言文，即台湾文言文，是台湾从郑氏王朝至台湾战后时期所通用的一种书面语文书，而用于阅读汉文的语言则主要为台语及台湾客家语，读音为文读音。台湾汉文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郑氏王朝、台湾清治时期和台湾日治时期三个阶段。在汉文教育方面，多以《千字文》、《三字经》、《百家姓》和《千金谱》等作为蒙学教材，待基础稳固后再进一步学习《论语》、《孝经》和《诗经》等四书五经。而作品类别则涵括诗歌、散文、赋、小说、词和诗话等。中华民国政府接收台湾以后，实施国语运动，打压本土母语，致使台湾汉文的世代传承出现断层并且流失消亡，且迄今台湾的中小学国文科的文言文教育亦以中华民国国语为教学语言，现代台湾人无论族裔多以中华民国国语念读此类汉文居多。

教养方式是一项心理学概念，代表着父母在育儿过程中所使用的基本策略。中文语境中有许多论及教养影响的说法，如“棒下出孝子”、“慈母多败儿”以及“孟母三迁”的故事等等；此外，传统的幼学启蒙教材《三字经》中也有“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的说法；而北齐颜之推的《颜氏家训》中，亦有论及教养的内容。

《汉文读本》是台湾日治时期台湾总督府所编纂的文言文教科书。1905年发行《台湾教科用书－汉文读本》，1919年再次颁布新订《公学校用汉文读本》，二者皆为配合当时公学校的“汉文科”学制而编纂，各出版六卷。《汉文读本》除用于公学校的汉文教育外，总督府亦透过行政命令要求民间书房以此取代传统的《三字经》等儒家启蒙经典。在《汉文读本》颁行以前，公学校亦以四书五经作为汉文教育的教材，然而这类经典艰涩难懂且疏离学童日常生活，因而编订平易近人且删除不常用汉字的《汉文读本》。然而，《汉文读本》并非以台语或台湾客家语作为授课语言，而是以日语训读的方式授课。1918年，总督府减少汉文科授课时数，因此隔年便改采用内容较少的《公学校用汉文读本》取代原本的《台湾教科用书－汉文读本》，直至1937年总督府全面废止汉文科教育。

1994年8月7日《光明日报》刊出李汉秋“新三字经”文，参照三字经原文格式，四句一行，共97行，阐扬爱国主义。1995年广东教育出版社推出“新三字经”，全文1272字，图文并茂。

张谦和负责溥仪幼年的生活起居，并教他宫中礼节。从1908年，溥仪即位开始，他服侍溥仪吃饭、穿衣和睡觉，耐心地陪着小皇帝玩游戏、讲故事。张谦和并教溥仪识字，他教溥仪念完了《三字经》和《百家姓》，可以说是溥仪最早的启蒙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