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能调整生命年是衡量整体疾病负担的一种方法。最初是由世界卫生组织所开发，现在则渐渐地在公共卫生和健康影响评估等方面变得普遍。失能调整生命年“扩展了因过早死亡而损失的潜在寿命这一概念…将因为健康状况不佳或身心障碍而损失的‘健康’年岁也包括进去。”这么做，即可以将死亡和疾病合并成单一的、共同的度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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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负担谈的是疾病产生的影响，透过财务成本、死亡率、发病率、或其他指标作衡量。衡量的方式通常是根据量化的质量调整寿命年 或是失能调整生命年 表达。两个指标都把人类因残疾而损失的寿命年数以数字表现，有时也把这种情况称为因疾病而损失的寿命年数，或是伴随残疾/疾病而生活的寿命年数。一个DALY可被理解为是少活一个身体健康的寿命年，而总体疾病负担可被理解为是用来衡量当前的身体状况与理想中的健康身体状况之间差距的量化方式。
根据2015年6月发表在医学周刊《刺胳针》上的一篇系统性分析研究结果，腰痛和重性抑郁疾患是导致所有研究的国家/地区中发生YLD的十大原因之一，比糖尿病、慢性阻塞性肺病、和哮喘的总和还要多。这项研究是根据188个国家/地区的数据，被认为是有史以来把不良健康和失能的品质水准、模式、和趋势予以量化，规模最大、最详细的分析，而得出的结论是“全球由于疾病和伤害导致的YLD，在失能调整生命年中的比例，从1990年的21.1%，到2013年则增至31.2%。”环境因素产生的疾病负担的定义是可归因于环境因素而造成的DALY数量。同样的，工作相关造成的疾病负担的定义是可归因于因为职业安全健康因素而导致的死亡人数和DALY数量。这些衡量可将不同疾病负担之间的影响作比较，也可用来预测健康干预措施可能发挥的影响。到2014年，“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地区的人均DALY已经增加40%”。
中国的慢性病以及非传染性疾病两项所导致死亡的人数约占该国死亡总人数的80％，占失能调整生命年的70％。前述导致死亡和疾病的三大主因是心血管疾病、慢性呼吸道疾病和癌症，而中国民众暴露于这些疾病危险因子的风险很高：有超过3亿的男性吸烟、1.6亿的成年人患有高血压，其中大多数并未接受治疗。肥胖症的流行迫在眉睫，现在大城市中有20％以上的7-17岁儿童/少年有超重或肥胖症的问题。中国中年人因慢性病而死亡的比率高于一些高收入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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