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蕃政策 编辑
理蕃政策是指1895年至1945年,日本台湾日治时期对于台湾原住民所研拟与实施的特别法规与政策总称。“蕃”于此间,即指台湾原住民,而执行此政策者正为当时于该地行使统治权的台湾总督府。“理蕃政策”的完整名称在该时期文献或法令中并不常用,主要是使用理蕃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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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社事件是台湾在台湾日治时期1930年昭和5年发生的台湾原住民族武装冲突反日事件,地点位于今南投县仁爱乡雾社。事件起因是赛德克族原住民不满台湾总督府长期苛虐暴政,而由马赫坡社头目莫那·鲁道率领德克达雅群各部落联合起事,袭击由日方建立的样板聚落雾社,趁雾社小学校举行运动会时袭击日本人。事发后立即遭日方调集军警,以飞机、山炮、毒气等武器强力镇压;而起事的赛德克族人虽在袭击成功后即回撤备战,但仍不敌日方的强大武力,身为起事领袖的莫那·鲁道饮弹自尽,参与行动的各部落几遭灭族,数百位族人在宁死不屈下集体自缢,余生者则被日方强制迁至川中岛集中居住与管理。该事件爆发震惊日本政府与国际社会,除了使台湾总督府的理蕃政策遭到重大挑战,并造成时任台湾总督石冢英藏、民政长官人见次郎等高层官员引咎去职。
佐久间总督追怀纪念碑台基是位于台湾桃园市复兴区角板山公园内的台湾历史建筑,创建于昭和五年,用以纪念1906至1915年担任台湾总督的佐久间左马太,他曾以强硬军事手段讨伐台湾原住民。由于角板山是理蕃政策开始之地,故选择将纪念碑设立在角板山。台湾战后时期纪念碑被拆除仅保存基座,原址改建为凉亭,现名为“复兴亭”。
集团移住是台湾台湾日治时期理蕃政策事业的实行政策之一,为移住行动之延伸。由1919年起试办,1930年雾社事件后正式大规模推动直至1945年台湾日治时期结束。目的在藉系统性规范原住民居住地区与移住计划之执行,达成“理蕃”、“林政”和“拓殖”三大目标。
蕃童教育所是台湾日治时期蕃地的原住民义务教育学校,存在于1908年至1945年间,并在1936年改称教育所,属于警务系统理蕃政策的一部分,其学校老师全由当地警察兼任,实质上为行政控制及治安管制,教育目的则是其次。蕃童教育所最多于1934年设有188处,其学生逐年增加,在1943年时有11,596人。中华民国在1945年二战后接收统治台湾,将教育所改制为“国民学校”,是台湾大部分山地原住民族部落国小的前身。
五年理蕃计划是1910-1915年间,台湾日治时期台湾总督府在马关条约下取得福建台湾省后,为了向原住民地区扩张所采取的武力征讨策略,迫使原住民归顺臣服的计划,也是台湾总督府理蕃政策重要的关键。同时,也是现代国家权力正式进入原住民政权地区的重要时期,整个台湾岛自此真正完全由单一国家政府统治。
花冈一郎是台湾赛德克族荷戈社台湾原住民,改名花冈一郎,国立台中教育大学讲习科毕业,台湾日治时期日本警察兼蕃童教育所的教师。与另一位原住民警察花冈二郎并没有血缘关系,是在大日本帝国的理蕃政策之下刻意培养,使原住民接受日本文化的样板人物。其不但拥有师范的高学历,亦是台湾原住民的首位教师,也被视为台湾总督府理蕃政策的成果之一。
大豹社事件为二十世纪初,以泰雅族大豹社为首的原住民联军在大豹溪一带反抗理蕃政策而发动的抗台湾日治时期起义。 1900年,总督府开放樟脑业者进入山地开采资源,大量业者进入部落领域,拥有丰富樟脑资源的泰雅族大嵙崁地区首当其冲。六月,邻近大嵙崁樟脑制造地的大豹因工人强奸部落妇女,引起族人反抗爆发冲突。八月,总督府派军队镇压,大豹共同体总头目瓦旦·燮促率军反对日人伐木制脑的“理蕃政策”,并收容抗日义军与日人展开抗日浴血战,日军因死伤惨重而停战,对大豹社改采“严密监控、游击出击”的战术,最终原住民联军无法坚持而于公元1906年战败。公元1921年左右,原住民更被总督府集体逼迁到桃园市复兴区诗朗、志继一带,原本1000多位居民,仅剩25户。
花冈一郎是台湾赛德克族荷戈社台湾原住民,改名花冈一郎,国立台中教育大学讲习科毕业,台湾日治时期日本警察兼蕃童教育所的教师。与另一位原住民警察花冈二郎并没有血缘关系,是在大日本帝国的理蕃政策之下刻意培养,使原住民接受日本文化的样板人物。其不但拥有师范的高学历,亦是台湾原住民的首位教师,也被视为台湾总督府理蕃政策的成果之一。
雾社事件是台湾在台湾日治时期1930年昭和5年发生的台湾原住民族武装冲突反日事件,地点位于今南投县仁爱乡雾社。事件起因是赛德克族原住民不满台湾总督府长期苛虐暴政,而由马赫坡社头目莫那·鲁道率领德克达雅群各部落联合起事,袭击由日方建立的样板聚落雾社,趁雾社小学校举行运动会时袭击日本人。事发后立即遭日方调集军警,以飞机、山炮、毒气等武器强力镇压;而起事的赛德克族人虽在袭击成功后即回撤备战,但仍不敌日方的强大武力,身为起事领袖的莫那·鲁道饮弹自尽,参与行动的各部落几遭灭族,数百位族人在宁死不屈下集体自缢,余生者则被日方强制迁至川中岛集中居住与管理。该事件爆发震惊日本政府与国际社会,除了使台湾总督府的理蕃政策遭到重大挑战,并造成时任台湾总督石冢英藏、民政长官人见次郎等高层官员引咎去职。